学生时代的记忆中，除了课本和课堂讲解，人们常常会想起在词典的小天地里探索字词含义的场景。

今年4月，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（简称《大现汉》）五卷本的问世，再次勾起了这份文化回忆。这部包含逾1200万字、收录15.7万余词条的大型辞书，全面展现了近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原貌，是中国现代辞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。

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活态发展“百科全书”的出版，凝聚了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二十余载的辛勤耕耘。

二十余载的坚守，只为完成一项意义重大的事业

一部词典的编纂通常是一项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的“马拉松”，它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、毅力和情怀。

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语言学界就有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。然而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，这项工作历经坎坷，曾三次停滞。直到2005年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后来的《大现汉》主编江蓝生接过接力棒，历时二十余载。

江蓝生回忆起立项之初，曾感慨道：“老韩找到我，提到了吕叔湘和丁声树先生关于编纂一部大型词典的嘱托。虽然我已耳闻辞书编纂的艰辛，但作为后辈，我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。”

江蓝生提到的“老韩”即是后来的《大现汉》副主编韩敬体。他曾参与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主持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工作，深知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及此项工作的分量。

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能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心愿？这与我国辞书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国老一辈学者已组织编纂了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等大型辞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陆续编纂了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在普及教育和规范语言文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它们均属于中小型辞书，未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。

从国际上看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日本小学馆推出了《日本国语大辞典》并积极推广日语；拥有百年历史的《牛津英语词典》于1989年推出第二版，词汇量大幅扩展。而我国当时仅有中小型辞书，甚至在接受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，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因此，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，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召唤。

江蓝生表示：“这既是前辈的嘱托，也是现实的需要。编纂《大现汉》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。”

《大现汉》的编写过程，如同艰苦卓绝的攀登。

江蓝生回忆道：“《大现汉》第四次启动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（简称‘社科院语言所’）原先参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的一些同事已退休，还有人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。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。”

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多方努力下，截至2005年底，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。其中不少是新手，只能“边干边学”。

从项目启动到最终出版，历经二十载寒暑。尽管项目曾进行调整，人员也有进出，但“坚持下来，这次绝不能再失败”始终是编纂团队的共识。

他们广泛查阅各类语料库，深入研读近百年的各类文献，搜集历史词汇；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；积极“开门办词典”，征集读者意见；召开专家审稿会，听取同行学者建议……一项项工作有序推进并最终完成。二十余年间，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，有人从年轻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室的骨干，而这部词典也日渐丰厚，逐渐成型。

今年4月，《大现汉》首发发布会上，江蓝生充满使命感地表示：“我们应当打造一部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，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。”韩敬体感慨道：“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与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力作。”

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评价道：“汉语语言学的发展，从来不是一人之功、一时之绩，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、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。《大现汉》的出版问世，既是对吕叔湘、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，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。”

做经世致用的学问，写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辞书

“内容丰富”“严谨规范”……今年4月，《大现汉》学术研讨会上，专家学者们对这部鸿篇巨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然而，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，普通读者的反馈却出人意料——“生动”“有趣”“新鲜”“好读”成为高频词。

江蓝生表示：“我们希望编纂的是一本既可以查，也可以‘读’的词典。”

翻阅《大现汉》，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跃然纸上：读者可以一窥百年前的文字风格，例如当时的“知识”常写作“智识”，“揭幕”写作“除幕”；还可以看到“爱咋咋”“哪儿跟哪儿”等生动鲜活的日常口语。

不仅如此，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广为流传的词语，例如“回怼”中的“怼”字，其解释中就说明了其原本的含义。

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网络时代活力的词语，使得《大现汉》超越了“仅供查询的工具书”的定位，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。

这一切都归功于《大现汉》的编纂理念。

秉持吕叔湘先生“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，有特色、有新意”的治学理念，编写组突破了传统辞书编纂的模式，在理念上进行了大胆创新——正如《大现汉》前言所述：“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”“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”“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”。

简而言之，即既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，也追溯其演变的历史；既提供准确、简明、严谨的释义，也补充语用规则、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，力求使词典能够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。

要编纂一部新颖且深刻的大型词典，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提取大量词汇作为支撑。

为此，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，并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，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。

特别是为了挖掘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旧词语，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，从许地山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和散文中搜集第一手资料。

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《新华字典》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曾笑着回忆道：“有时候吃饭时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词，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，生怕遗漏。”他的话生动地描绘了编纂团队对收词的热情。

将工作融入生活已成为常态，正是这种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，使编写组能在浩瀚的语海中“淘沙拣金”，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。

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指出：“《大现汉》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，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。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，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，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。”

三代人的传承，能够择一事终一生也是一种幸运

江蓝生回顾道：“当初接下《大现汉》主编的担子，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。但能坚持做完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。”多年后，手捧已出版的《大现汉》，她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。

超过15.7万个词条，大多数条目都需要她亲自审改。由于常年伏案工作，她的颈椎和腰椎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。在住院期间，她仍心系词典编纂工作，在工作群里与大家保持沟通。

江蓝生认为：“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，既能增长知识、提升思维概括能力，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。语言研究者能够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，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，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。那些吃过的苦头，都是必交的学费，是值得的。”

如今，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以及这门学问的传承，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事情。

《大现汉》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。王楠，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《新华字典》编辑室原主任，告诉记者：“通过《大现汉》的编纂工作，许多当年的‘年轻人’积累了经验，成长为骨干。”她介绍，在正在进行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8版修订中，这些人已成为主力。

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也是其中一员。在她看来，能够坚持完成《大现汉》的编纂工作，既有榜样的感召，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，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。

苏颖说：“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，热心传帮带，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。工作中，年轻人遇到问题，随时可以推门请教，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耐心给予指导。”

目前，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，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，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、文字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、计算语言学等领域。团队中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，也有探索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者，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《大现汉》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，其编写工作相继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。范文杰告诉记者：“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，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。这些年院里、所里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，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，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，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。”

在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之外，学术积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王楠于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，至今已超过30年。她回忆，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，为了搜集资料，每年要从报纸、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、新义卡片，如今所里仍保存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。“虽然现在不再手写卡片，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、新义，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直保留了下来。”她说。

王楠深情地表示：“人生最美的事，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。现在想来，编辞书虽辛苦，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《新华字典》——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，编写、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，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，是件很幸运的事。《大现汉》也会是这样一部书，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。”